而就在盗贼落网之后，当地的村民又自发地上交了很多金锭、银锭、甚至是金册。而其中一枚金币，更是曾经拍卖到了二百七十万的价格。

　　而那金册更是珍稀，大多数都用在明朝册封藩王，上面记载了对藩王的嘉奖以及册封情况。

　　另外还有一个“永昌大元帅印”印章加上上面的老虎一共就有六斤多，完全纯金打造。后来专家将其称为虎钮金印，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，而就单纯是警方追回来的文物，价值已超越了三亿，而这些还只是水下宝藏的凤毛麟角。

　　2016年岁末，当地考古专家接到通知，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国家文物局、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，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，组建了联合考古队，开启江口镇考古的旅程。

　　但是在岷江考古最大的问题是江水湍急，就连确定方位都十分困难，专家决定从文献入手。根据当地的民谣，专家在山林中确实找到了石龙和石虎，根据推测，这两处就应该是当时张献忠抛金银时候的地标，而凑巧的是，和专家大致推测的地方也有重合。

　　位置是确定了，但是岷江水段水流湍急，水下能见度为零，而考古必须记录发现的位置，那该怎么去办呢？

　　确定了一个大胆的方法，围堰筑堤，滩涂考古。采用了二十台抽水机，才终于将划分出来的地方全都抽干。

　　在考古期间，专家还遇见了很多主动上交的村民，这时候专家才知道，还有部分的宝物被村民捡走了。

　　根据有关规定法律规定，遗存于中国内水、领海内的一切起源于中国的、起源国不明的和起源于外国的文物，都在文物保护范围以内。而在水下文物保护区内，禁止进行危及水下文物安全的捕捞、爆破等活动。也严禁破坏、盗捞、哄抢、私分、藏匿、倒卖、走私水下文物等行为。

　　所以专家一得知还有流失在外的文物后，立即进行了召回工作，找回了很多村民私藏的宝贝。

　　挖掘过程中惊喜连连，很快就有很多金镯显现出来，甚至很多宝物堆积在一起，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。

　　其中比较普遍的是西王赏功币。张献忠在成都称“西王”，而“赏功”两个字说明，这种钱币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，而是西王张献忠用来论功行赏的。

　　而因为当时铸造的并不多，这也就导致，这种大钱数量稀少，也就成了抢手货。当下这样的一枚大钱，市值已超越了上百万。

　　大顺通宝是当时使用的铜钱。大顺就是当时张献忠的年号，虽然只是简单的铜币，但是因为当时大西朝的短暂，这种铜钱现存也并不多，因此在收藏家眼中十分珍贵。

　　在发掘过程中经常能看到很多意外出现的宝物，比如这对福寿康宁的金镯子，以及众多精美的金饰品。这些金器的做工十分精细，应当是当时明朝权贵的饰品，通通都被张献忠抢了来。

　　从文物中能看出来，张献忠不仅抢了权贵的金子，连百姓的银耳环都全都抢来，积少成多。

　　其中还发现了一枚来历不小的“五铢钱”。之前在大名鼎鼎的海昏侯墓中，就曾出现过200万枚陪葬的五铢钱，能够说是西汉时期的文物，而如今却在明朝的考古中发现，专家萌生了两种猜测，要么是先人不小心掉到江中的，要不就是张献忠从别人那抢来的。

　　在这次的考古中，专家打捞出了众多金册和银册，这么多东西在明朝贵族眼中都是珍贵的安身立命的宝贝，但却全都被张献忠抢去，差点就融成了金锭银锭。但也在阴差阳错中，现代的专家通过这一些金册，研究出了明朝册封的制度。

　　而且很快专家还发现了更神奇的事情，其中四块金册的主人分别是厚勳、载墐、翊鉁和常溒。朱元璋为他孙子辈的子嗣制定了辈分表，而按照其中的顺序来看，这四个人应该是依次的父子关系。

　　在发掘的过程中，银锭和金锭甚至是成堆出现的，银锭上基本都是带有文字，这是防止万一银锭的分量不足，就要去问责工人。神奇的是，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节木头。

　　这是一节圆木，还没有被冲走，专家仔细清理过后简直大喜过望，因为这里面不是别的东西，正是一节银锭。仔细数了数后，专家发现这一节木头中竟然有二十多个，专家推测，这种木鞘是专门为运输银锭的，运输起来简单而方便。

　　2002年3月，《世界年鉴》公布中国宝藏之谜，西夏王陵藏宝，楼兰王宝藏，李自成宝藏，张献忠宝藏和太平天国石达开藏宝，共同被提名。

　　根据专家研究，这其中数量最多，寻找人也最多的当属张献忠宝藏。根据《世界年鉴》估算，张献忠宝藏位居世界第三，亚洲第一，那么张献忠到底是谁呢？

　　张献忠，明末农民军首领，当时他在成都建大西国，被尊为“西王”，他曾转战的地方包括陕西、安徽、湖北、四川等省份，军队需要巨大的开支，于是他就想到了抢掠，一开始对象是明朝藩王和官吏，后来战事逐渐严峻，张献忠的军队只要看到人家就抢，也不论对方是官家还是百姓。

　　张献忠在成都称帝，当时的明朝肯定不能容忍，于是派遣名将杨展入川，打败了张献忠，不得已张献忠才带着自己的财宝报躲避而去，但是杨展在岷江设下埋伏，全歼了张献忠的拉宝队伍。

　　经过了五个月的考古发掘，整个考古过程终于接近尾声。专家估测，光是警方追回来的宝物，价值就超过三个亿，而别的部分更是难以估测的天价文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