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饱暖思淫欲”,众所周知,性服务业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刚需产业。上千年前的庞贝古城遗址里,马路上会铺有印上生殖器图案的石砖,然后石砖会以一种有趣的方式指向当地的妓院;在我国,有古诗词“春风十里扬州路”,严格意义上来说,就是指扬州的“红灯区”。
而要说这种产业最发达的地方,西方国家里人们会想到荷兰,东方的话则是非日本莫属了。
日本的相关产业也被称为“风俗业”,具体还会涉及到许多分支,例如服务业、影视业、旅游业等等。著名的地点有歌舞伎町、飞田新地等等。这些产业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,已经慢慢的变成为了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中无法忽视的一部分。
日本风俗业历史悠远长久,从战后到现在已发展了六十多年,要是追溯历史的话,估计可以回顾到一千二百多年前,也就是公元八世纪,当时为满足建造寺院的工匠的需求,在寺院旁边建设了“奴婢宿”,由此诞生了风俗店的雏形。
后来,为了服侍各个阶层的人,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“游女”,她们类似我们历史上的青楼女子,有些卖艺不卖身,有些则兼有,自此催发了早期风俗产业的诞生。
时至今日,日本的风俗产业从业人员已超越30万,每年产出约五兆日元,约合人民币3300多亿,每天的营业额峰值时突破150亿日元,接近10亿元人民币,为日本足足贡献了0.4%的GDP。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曾估计,日本风俗业的年营业额与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相当,可完全说,日本风俗从业者撑起了国民经济的一片天。
那么为什么经过了战后的政府管理,经过了各种法律的出台限制,日本的风俗业仍然如此发达?今天我们就详细展开探究一下。
通常面对一个社会现象,我们大家可以从文化、经济、社会三个层面去透视它,那么透视发达的日本风俗业,可以先找文化原因。
一方面,在远古时期的日本神话中,有很多一男一女的双神配对,其中最有名的当属伊邪那岐神和伊邪那美神,这两位进行了几番“生命大和谐”之后,先是生出日本列岛,然后又生了数不胜数的神。
与我们神话中诸如女娲造人典故不同的是,日本神话对男女之事的描写更为直白,并且带有一种崇拜感;再比如古时候,日本人们相传巫女会和自己的信徒发生一些男女之事,这便是对性产业文化最初的描绘了。
另一方面,日本的宗教、道德律法对爱与性的态度也较为开放,认为这些事情是“清净的”、“纯洁的”,而不是“污秽的”、“不雅的”,这种对爱与性宽容的态度影响深远,因此能说,日本风俗文化在道德宗教方面的阻力也是比较小的,反过来就助长了风俗文化的发展。
于是,我们往前看历史就能看到,日本建国文化里就包含着对生命力的崇拜以及对“性”的崇拜,神话中认为国家就是男女结合的产物,那么日本对性的开放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同样,因为文化属性的缘故,可以说在整个二战前的历史上,日本社会对风月之事都是很开放的,相关的管制也是很少的。
日本二战之后,接管日本的美国对风俗产业进行了一定的监管限制;在法律上,1873年明治政府实行了《艺娼妓解放令》、1900年政府发布《娼妓取缔规则》、1956年日本国会通过了《卖春防止法》,可见法律限制虽少,也不会没有。
日本是一个经济强国,这主要依赖于二战后美国的支援重建,以及日本当年选择了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,时至今日,日本GDP仍然位居世界第三,然后在这个“世界第三”的背后,是巨大的泡沫、负债和一轮旷日持久的经济下滑。
战后四十年,日本经济腾飞,但从1990年开始,日本泡沫经济破裂,各种危机开始一环接一环地爆发出来:比如失业率提高、居民消费能力变弱,然后日本银行这边还要处理浩如烟海的坏账、不良贷款。
日本政府为了救那些大而不能倒的僵尸企业,开始大量超支撒钱,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大约50%爆涨到了2020年的大约200%,也就说政府欠着国内生产总值两倍的钱!
具体的经济理论方面我们就不多说了,光看这些数字就能知道:政府债台高筑、企业丧失活力、居民收入不足,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,日本政府会放弃任何可观的财政收入吗?不现实。
而我们前面提到了,日本风俗产业年产值约合3300多亿人民币,每天营业额最高接近十亿人民币,其繁荣程度令人咋舌。
在日本的GDP版图中,其产值甚至高过印刷业、酒业、新闻这些传统产业!依赖着满足人类最原始的需求,风俗产业早已成为各地政府的摇钱树了,“大而不倒”,在日本形容的就不只是大企业,还有庞大的风俗产业了。
日本风俗业盛行的社会原因就更复杂了。前面讲到,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,政府只能包容这样一棵体量巨大的摇钱树。
不过线年正式实行的《卖春防止法》也是动真格的:卖淫将受到处罚,并对有或者可能有这种行为的女子进行辅导,促使其自力更生,中心思想大概就是禁止公娼、保障权利、鼓励自力更生。
那么这不是很矛盾吗?一方面政府禁止卖淫行为,一方面风俗产业又蒸蒸日上,贡献着GDP。
读者朋友想必也能猜到了,《卖春防止法》颁布后,风俗产业就是靠钻法律的空子、打擦边球来在灰色地带生存壮大的。
因为法律规定的是:双方不能在发生金钱交易的情况下产生“实质性的性行为”,然而其他的行为都是被允许的,也就是“边缘性行为”。
再进一步,实质性的行为完全不被允许吗?也不是。日本另一部《风俗法》规定,“在个室中接客,回应其对异性的性好奇心”是可以的。
那么怎么回应这个“性好奇心”呢?一个风俗从业者可以说:我回应客人好奇心的时候,我俩产生了感情,发生了自愿的性行为,而这个钱嘛,只是客人对我的陪伴付出的酬劳而已。这样违法吗?不违法。
著名的“泡泡浴”就是典型,顾客付钱,泡泡浴小姐提供全套服务,如果被查了,就说是两厢情愿。
由小见大,我们能看见在狡猾、极擅变通的人性面前,有时法律也是十分无力的。
法律的空子有了,阻力自然就小了,五花八门的风俗业继续发展,而且我们之前提到,日本经济长时间不景气,购买力下降,企业中拉帮结派、长辈欺负晚辈的事情又层出不穷,这样的社会自然是一个让人喘不上气的压力罐。
压力大了人就要去排解,去哪排解呢?那街头巷尾中、灯红酒绿里自然就成了人们的首选了。
其实从我们本文的标题就能看出来:“从业女性超30万”,难道没有从业男性吗?为啥不提他们?实际上从业男性当然有,日本也有很多“牛郎店”,有名的牛郎还可以月入上百万人民币。
但他们只是少数,风俗业服务的主体仍然是男性,这就透露出了父权社会下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这个本质现象。
由于深远的文化根源的影响,其实大部分国家都会有一个社会问题,就是歧视女性,而在日本更是严重。
据《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0》显示,日本的男女平等指数排在了121名,是发达国家的倒数第一。各个行业的金字塔尖、政治领域的高层中女性只占据很小一个少数地位,在高校中女生的比例更是少得可怜。
女性总体而言缺乏公平有效的竞争机会和竞争环境,缺乏稳定的上升通道,连找个好工作养家糊口都很困难,而风俗业收入稳定来钱快,自然就诱使了很多女性走入这条不归路了。
新冠疫情,改变了太多太多人的生活,也从某一些程度上助推了日本风俗业的扩张。
近两年来,除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少数抗疫出色国家外,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持续遭受重创,各个行业相继迎来寒冬。日本也不例外,本来在疫情初期管控还算有效,但后来病例数逐渐爆发,政府愈发无力回天,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,很多女性由于没工作,生活难以为继,便被迫从事了风俗行业。
同样迫于生活上的压力、经济压力从事风俗行业的,还有许多日本女学生、女毕业生。
日本学生就读高校期间勤工俭学率是很高的,据统计,日本学生大学读书期间打工的比例达到70%,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学生,日本学生的生活费,甚至助学贷款都是要自己工作来偿还,家庭对他们的援助只占很小一部分。
如果是本来就家境优渥,或者是品学兼优的尖子生,拿到了无偿奖学金,那还好办,但更多学生是拿着利率吓人的助学贷款来念书的——据统计,51.3%的日本大学生都借过高额贷款。
一上学,就负债,一毕业,就还债,有些学生的贷款周期长达二三十年,连本带息,不能按时还的话就要缴纳滞纳金,还会影响个人征信!
自然,风俗从业者里面有很多女性是想出人头地,闯出名堂,或者满足自己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,但我们要看到这背后沉默的大多数人,完全是为生活所迫。
一个女学生,做着一小时1000日元(人民币66元左右)的零工,在这样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活多重重压下,肯定是看不到出路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理解,为什么疫情一下子扼杀掉一大堆兼职岗位,风俗业就一瞬间涌进那么多新鲜血液了。
虽然风俗业的各种实体店面受到了疫情冲击,但是慢慢的变多的风俗从业者开始从事“外卖”服务,这样更加保密,更方便快捷,同时……对她们来说也更危险。
在文章最后笔者只想说,笑贫不笑娼,大部分风俗从业者都是为了挣口饭吃,疫情下没有几个人活得容易,我们当然可以谴责这个行业整体上不道德、剥削压迫人,但是从个体角度来讲,还是要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众生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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